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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古代是如何进行举报的

发布时间:2018/10/29 17:51:47  来源:《嘉廉话》刊物

举报,即检举、报告。时下,我国的举报制度越来越完善,诸如信件举报、电话举报、网络举报等举报方式也越来越多,许多公民或单位利用不同的举报方式,向司法机关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和组织检举、控告违纪、违法或犯罪行为,对遏制各种消极丑恶现象起到积极作用。其实,举报并非现代人的发明,而是古已有之。

史籍记载,远在尧舜之时,就有了让百姓议政的“进善之族、诽谤之木”。舜继位后,在朝廷前设立木牌,名“诽谤木”,让百姓把批评意见写在木牌上,也叫做“表木”,“以表王者纳谏也。”那时候“诽谤”之意,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诬陷,而是“责过失、论是非”。这便是举报的雏形。

战国时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商鞅在《禁使》中提到:“至治,夫妻、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,而不害于亲,民人不能相为隐。”意思是说,让夫妻、父子、邻居、朋友、官民相互监督,相互举报,告发就有重赏,隐瞒则要连坐重罚。在当时,举报官员贪污成功的,可以得到贪污官员的官位。这样施行的结果,好的方面是“群臣不敢为奸,百姓不敢为非,民以殷盛,国以富强。”不好的方面是“无恩于百姓,无信于诸候,人与为怨,家与为愁。”

公元前73年,赵广汉被汉昭帝任命为颍川太守。他为官不久,发现地方的许多土豪劣绅、地痞无赖结党营私、独霸一方,被欺压的老百姓却不敢公开来官衙告发。赵广汉便令窑工烧制出形状如瓶的器皿,有小口投放简牍,可入而不可出,挂在官衙门侧。这种在当时被称为“缿筒”的器皿,就是现在我们仍在使用的举报箱的前身。缿筒设立以后,赵广汉不仅令部下拿到各地悬挂,并张贴告示,鼓励民众投书举报,并保证为他们保密。霎时间,官吏和群众纷纷写信反映土豪劣绅的不法行为,赵广汉根据举报的线索,组织力量进行调查,掌握真凭实据后进行了严厉打击,保证了社会安定,赵广汉也因此名声大振,不久升迁为京兆尹。赵广汉出任京官后,依然把缿筒挂到官衙门前。不久,他就又收到举报,说修建昭帝陵墓(平陵)的总管杜建指使门客大量倒卖工程物资,从中牟取暴利。赵广汉根据举报通过明察暗访掌握了事实,将杜建抓捕归案,并将其斩首示众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:“京兆政清,吏民称不容口”,赵广汉也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十大清官之一。

唐朝的武周时期,有个叫鱼保家的人非常热衷于“发明”,并得到武则天的赏识。鱼保家按照武则天的旨意,在西汉缿筒的基础上,又亲自设计出了“铜匦”。当时的铜匦分为四个口,举报者可以根据不同的举报内容投入到不同的口内,以方便迅速办理。为了能及时看到举报信,武则天还下令专门设置“匦使院”,隶属中央三省之一的中书省。在这一时期,更重要的是给予举报者非常高的待遇,规定对于外地举报者,“给驿马,供五品食”。举报者竟然享受到五品官员的待遇。而对举报失实者,不予追究。这等好事,谁不争着干?戏剧性的是,设计铜匦的鱼保家,后来也被人把举报信送进铜匦,因此而送了性命。

宋朝时期的宋太祖赵匡胤对于举报也是高度重视的。当时,举国上下推崇佛教,但在河南府却有个叫李霭的人不但自己对佛教不感兴趣,而且号召当地人都不要入寺门,不读佛经,并著书立传,提出了“号灭邪集”的目标,还将四处收集的佛经用作脚垫、椅垫、床垫,以此来诋毁佛教。李霭的行为触怒了寺庙里的和尚,将此举报到官府。但河南府的官员对此举报十分犯愁,不知如何决断,便推到了宋太祖那里。宋太祖接到这起由僧人们举报的案件后,立即对李霭进行了惩罚,不但削去了他进士的头衔,给予了杖责,还把他发配到重罪犯人聚焦的地方沙门岛。

从明朝开始,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“风闻言事”的举报形式。就是举报者无需证据,只要是你听说或怀疑某人有贪污行为,就可以向官府举报,而官府根本不追究举报内容是否真实。如果碰巧你举报的被查实,就会得到赏赐。但这一举报形式,到了清朝顺治时期,顺治皇帝担心不负责任的虚情上奏,容易产生颠倒是非、借机诬陷的弊端,遂将其废止。而到了康熙中期,因当时的社会背景非常复杂,不得已再次重开风闻言事的举报形式。

在我国古代,尽管通过举报这一形式,在驱逐邪恶、除暴安良、巩固统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,但由于历史局限性,这一形式也往往被滥用、错用,甚至时断时续、忽左忽右,令人无所适从,毫无稳定性可言,因举报而引发的各种错案、假案、冤案等屡屡发生,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。

(作者:吉林省通化市作家 阿云;编审:乐小嘉;原文载于《嘉廉话》刊物2018年第4期)